于是，这道命令就解开了一些人身上最后的束缚。

王越公布的选举法、检举法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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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恢复工作的核心是土改，土改的两大板块一是分地恢复自耕农数量，二是把自耕农按照各自家庭意愿自行整合成一个个小型的生产队。而对于已经划分好的生产队，则开始签订铁质农具、大牲口和各类新式农作物的租聘契约。

而基础政权建设的核心是民主选举，要求各生产队成立农会，然后在农会的基础上再选举农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王越的革命政府的第一次选举并非那么顺利，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对于后世烂大街的民主自由并没有多少印象。所以，首先出于本能的农民式的狡黠，大家的想法自然是谁拳头大就选谁。革命军拳头大，自然就选革命军。

但是王越就宣布了兵政分离，要求各地方基层选举将现役革命军的士兵排除在外，并且革命军本部决不允许干涉基层选举情况。

这样的命令下达后，追随王越的土著们开始出现了一定动摇。

第三十六章 进击的大明 (第1/3页)

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比土地兼并严重更加可怕的灾难，是在土地兼并严重的同时，社会上开始兴起的商业主义。

所以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什么的，王越表示，呵呵。

与后来的工业国不同，在封建的农业国中，地主的职责本身不仅仅涉及着地方政权的基本组成，还有着必须对中央政权提供粮食和人力的重要职责。但是在商业主义兴起后，本应该提供给中央政府的粮食快速商品化，处于避税以及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地主可以交易的对象不再仅仅只是国内朝廷政府，还有各种豪商等的掌握大量货币资源的人。而这些掌握大量货币资源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货币操纵物价，低买高卖，制造稀缺。

所谓这个时代的商业神话的诀窍，概括起来就是去卖围城里的面包。粮食稀缺并不是某些奢侈品的稀缺，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不论高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所有人都得吃粮。所以，只有在生活必需品稀缺的情况下，生活必需品才能卖出高价。

于是随着灾年来临后，粮食价格通过货币的有意操纵，会开始逐步攀升。这使得即缺乏货币又缺乏足够的粮食储备的农民，因为买不起食用的粮食而不得不将唯一用来生存的基本保障——土地抵押出去，从而进一步的粮荒开始。

而因为商业主义大兴时，由于社会资本的飞速集中，使得朝廷本身根本无法对土地兼并进行有效控制。于是商人本身抗税的天性被点燃，导致的结果是朝廷往往是收不上来商业税的。

而中央政府只能把收税压力进一步压给抗压能力弱的小农经济自耕农，于是作为封建主义农业国支柱的自耕农飞速破产。

在没有大航海，殖民地以及工业革命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破产自耕农，最终只能产生更多的流民。

无就业，也没有维持生存的资本，又不能有组织的对外掠夺，于是只能造反。

而中央政府被商业主义极大的削弱了自身财政，于是根本凑不出镇压流民的军队和恢复生产的资本投入。

于是，流民积压的越来越多，最后只能开始改朝换代。

所以呢，封建时代的商品主义并不能像很多穿越小说中那样的刺激产能。与工业时代主张打开别国市场进行廉价工业品倾销争取垄断地位不同，这个年代的农业国的商业主义者们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制造稀缺。

后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因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而有经济危机，但是自然经济顽固的封建主义农业国却连经济危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对于农业国来说，他们年年都是经济危机！

生产力稀缺，生产产品稀少，大部分农民消费能力薄弱，并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国繁荣期那种因为需求而刺激的经济流通加速的景象。反而因此要将农民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也剥夺走。

所以，王越知道自己所推行制度的优势在哪里，暂时的打压私人商业与坚持土地公有获得支持的要点在于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局面。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土改，另一方面要制定针对粮食的统购统销！”

王越在崇祯四年的党内学习会上再度发话。

与蒙古林丹汗的接触性战争结束，革命军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大致和平时期，大部分民兵返乡种地，仅有一万多一些的常备军在关中西部地区与陇西的朝廷残余势力对峙。

但是这么一个大致和平时期，并不意味着革命军本身就完全和平。相反，在这么一个时期，王越开始着手全面进行陕北关中的经济恢复工作和基础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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