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只能接招了。

就像清末面对西方的优势一样，既然灭绝不了，那么就想办法适应。

于是就出现了老洪这样的“灵活应用”，半真半假的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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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的宣传力度在开了新式印刷机和造纸厂下，直接把《唯物史观》丢进了各个十人班组里。

当然大家说的都是“大义”，只不过谁的“大义”更厉害一些，还得看谁的刀子更利一些。

这个年代的士大夫不是白痴，他们只是获取信息面比王越窄了一些，但是也并不等于他们不会模仿学习，自我改造。

所以，王越来到明末的第四个年头，随着王越的小册子流动到了明朝内部后，这些还没有彻底被“考据学”把脑子塞满的儒家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终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王越的道理虽然乍看上去与儒家那套冲突的很，但是王越那套的拳头却逼的这些为了“圣教存亡”的“君子”们不能直接靠肉体毁灭去灭绝王越所说的东西。

第四十一章 你知道这本剿匪手本么？ (第1/3页)

思想工作的用处往往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没有思想工作，那肯定是不行的。

洪承畴把王越的小册子翻了很多遍，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像明朝那各个文人喊得“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的结果，就是给了王越反朝廷最好的道义基础。毕竟天下的百姓虽然笨一点，但是还没傻到家，尤其是在怎么活命上，底层的人甚至更加灵活一些。

所以，这就有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当然大多数的思想工作不能一开篇就跟玄幻小说似的给你“强者为尊，实力至上”，因为思想工作本身还是要依附于团体的。不加遮掩的这么搞“强者为尊，实力至上”的下场，往往是军队在急剧扩张中逐渐分崩离析，就像是清末时的北洋军阀。

思想工作的政治理想，最起码你得给大家塑造一个差不多的“正确的世界应该有的样子”，比如“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太平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大义”，来凝聚队伍的“向心力”。

说白了，也就是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秩序规则。

洪承畴从王越那里学了不少的东西，包括后世那种明确的“理念统治”的观念，即“提出相应的政治理念来构造秩序”的一种政治组织法。

最后反映到实处就是洪承畴也突然就跟王越一样成为了撰稿人，去写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来稳固军心。当然这种小册子并不追求多少华丽的文采，仅仅要求通俗顺口就够了。

老洪思索了良久，最后重新提出了儒家观念里的“忠君爱国”和“拱卫圣教”，以此来作为对抗反贼的理论基础，去对抗王越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大道为公”。老洪提出王越表面上看似为了天下，实则为了个人的骄奢淫逸。

于是便有了基于《洪督训言》基础上的《剿匪手本》这样的东西。

《剿匪手本》里用了大篇幅去黑王越跟各地反军，半真半假的段子，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王越终究没逃过的“离经叛道，共有共妻”，比如各地反贼如何“吃人肉，烤人油，杀人如麻”……总之，在《剿匪手本》里，“匪类不算是人”成了洪承畴剿匪的理论基础。

好吧，洪承畴好像莫名其妙成为了某光头的理论祖宗了。

真相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人相信就行。

在《剿匪手本》里，老洪把天下颓丧的原因归咎为陕甘乱民造反，如果陕甘乱民不因一己私欲而造反，那么朝廷早就打败满洲后给大家减负了，又何必增加辽饷，缴饷？

当然，老洪没提陕甘乱民不造反就要饿死的事情，以及曾经士大夫那句“不做安安饿殍，犹做奋臂螳螂”这句。所以整个的小册子看下来，就是“乱民真是坏，该把他们赶尽杀绝”。

不能说老洪讲的没有道理，只能说是老洪通过王越讲的东西后，彻底搞清了自己的屁股应该在哪一边，并且也明确明白了自己该用什么手段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王越试图团结的是还没有影子的“工人阶级”和可以拉拢的“佃农贫农”，而老洪把眼光直接放在看得见的“中小地主”身上。

不过，洪督再怎么努力，也就只能把《剿匪手本》摆到各个营头的中小军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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