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当初轻信满清，百姓造反他们不支持，军头造反他们不伸手，直到祸及自身才想起反抗。清廷羽翼已丰，根本不用顾忌士绅了。

雍正发起文字狱，剥夺士绅说话的权利。颁布“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三条禁令于各地明伦堂卧碑。

后人总结道：“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祸且不测”，“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然而，一切都晚了。

第333章 亡天下 (第3/3页)

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八旗官兵从龙入关得了实惠，这才是所谓的“满族”，当时称为“旗人”，作为一个民族真正形成的时刻。

旗人有了地，就需要人手耕种。

雇佃户收地租？才不会！

八旗有包衣奴才制度。留你一条命，“自愿”为我做奴才，可以免除国家的田赋和徭役，这便叫做“投充”。

在八旗的铁骑前，不仅一些土地被圈占又不愿迁移的农民“投充”了，甚至还出现带地主动投充的怪现象。

有数字表明，遵化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

顺治二年四月，顺治的一道诏书说明了“投充”的现实情况：

“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

投充的百姓很快就发现，当了奴才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纷纷逃亡。

顺治三年五月，朵儿红认为“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出台严厉的《逃人法》，一百多个条目，重在严惩“窝主”。一经查获，窝主就地正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被公认为清初恶政，引发民间反抗，不过这都是朵朵胜利凯旋之后的事情。

范文程当时是怎么想的，后人无从得知。但是范文程显然是被朵儿红摆了一道，在顺治三年，朵儿红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掉了范文程的权利，此后范文程以养病为由，闭不出门。

如果说满清的剃发易服引起了明朝士绅的警惕，那么真正引发士绅反弹的还是后续的政策。

明末以来，“江南财赋半天下，苏、松、镇、常与江宁五郡又居江南大半之赋”，但是江南官吏士绅经年拖欠税金钱粮。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制定条例，凡江南绅衿拖欠钱粮者，必予以惩罚。但江南士绅仍拒缴如故。

康熙元年（1661年），清廷发起“奏削案”。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属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以“抗粮”的罪名，鞭笞纷纷，衣冠扫地。

及至雍正，财政吃紧，为养活不纳税不当差的八旗子弟，雍正宣布“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这下子彻底得罪了士绅。

顾炎武将民间对满清态度的这种转变理解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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