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第3/3页)

。及其为帝，则都平阳。”这也似乎言之凿凿——许多人不断地重复某种观念，会让后来者信以为真。但王应麟、邓名世、郝经（李卫）和胡渭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尧号称“陶唐氏”，最古老，也是最可信的说法是尧生于丹陵（丹林、丹岭）以及与丹相联系的丹水或丹渊，但定州一带不但找不到陶这个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任何以丹命名或与丹相关的地名，这一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且尧怎么一下子就从河北北部的定州一带迁移到了山西南部的晋阳呢？然后又从晋阳南下，到了平阳？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罗泌《路史后纪》的三条材料也不可信：他引《元和志》:“丹朱墓，唐山县东一里。”又引《寰宇记》：“在永定东二里有唐县，有鸿郎城。”又引《九州记》云：“（鸿郎城）尧时丹朱所居。”这三条材料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即由地名唐县引发而来，并由此生发出关于尧、尧母、庆都山等等虚拟的故事，殊不知单一的故事、单一的地名恰好说明并不是尧和丹朱最初huo dong的地方。

但以上诸说首先让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前文说到的那个推想：尧处丹朱之地，一定是尧本身兴起的地方——这些古代学者毫无例外地都把尧的出生地和长子丹朱的封地联系在一起（下文还要论及）。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唐在山西太原。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九：“今之并州（原注：‘为太原府。'），古唐国也。昔帝尧为唐侯所封之国，及夏禹所都之地（注文：‘按今博陵郡界有尧城，为尧始封之国，当是徙于此也。'）”这里又出现博陵，博陵郡属河北深州，地近定州。但《汉书地理志》之西河郡所属三十六县中亦有博陵县）清朱鹤龄在《尚书埤传》卷七注“惟彼陶唐”云：“赵汸曰：《左传》注‘陶唐，尧所治。’今太原晋阳县也。按《史记》‘帝尧为陶唐氏'，韦昭云：‘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遍检书史，未有帝尧居陶，而以陶冠唐。盖地以二字为名，所称或单或复也。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然则唐是中山县名，非晋阳也。尧自唐侯升为天子，号为陶唐，其治在晋阳耳。舜封丹朱为王者之后，犹称为唐。终虞之世，以陶唐为号。故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也。愚按，尧为天子，都平阳，今晋州临汾县也。蔡忱：‘尧都陶，故曰陶唐。'盖本《路史》云：‘尧受封于陶，改国于唐。陶，今定陶也。'然未必可据。”他反对赵汸的意见。坚持较为普遍的看法，但对《路史》关于陶就是山东定陶之说，则以为“未必可据”。这里当然又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定陶“未必可据”，那么，陶在什么地方？我们下文再说。应该指出，杜佑的意见似乎太随意，一个最经不起质问的问题是：凡有地名曰“尧城”者即可看作是“尧始封之国”吗？倘然，那么多的尧城当作何解释呢？朱鹤龄所论虽未有定论，但他首先否定了唐是晋阳之唐，肯定了中山县的唐。所引史料中却屡屡称道“陶唐”，这又一次提醒我们，“陶”之于“唐”在尧的生命历程中是多么重要。离开了“陶”，“唐”似乎于尧的意义就只剩下他强盛时期的标志了。

第三种意见是《山西通志》卷五十七的“封唐说”，《通志》的作者所谓“唐”与诸家所言迥异：“（翼城县）唐城，（县）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通志》的这个意见其实是采用了罗泌《路史》的一条材料。不过罗泌就地面说得更广阔一些，他说：“平阳乃丹朱之封地。”（《路史余论》）因为翼城就在平阳区域之内。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假如翼城的唐城就是丹朱所封，那么，这个唐城是因为帝尧当年所居那个最初的唐呢，还是因为丹朱被封于此地而命名为唐呢？这也是应该辨别清楚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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