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
“痛苦
“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
“存在的挫折
“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驱策力
“与
“本能
“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
“痛苦
“灵性的灾难
“，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
“存在性失望
“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
“)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
“与
“还应该完成
“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价值”一词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我所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现的。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
“存在的挫折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
“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hehohasa
“hy
“toliveforcanbearalmostany
“ho
“是什么
“与
“应该成为什么
“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我认为我们如果以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
“(生物学上称为homeostasis)，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除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我所称的
“心灵动力学
“--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
“意义
“，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
“人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对正常情况中的人才是如此，其实对于精神官能症病人甚至更加确实。
“存在的空虚
“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
“人
“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人类历史之初，
“人
“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它们的生命安全稳固。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作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存在的空虚
“所表现最主要的现象是无聊厌烦。现在我们可以领悟叔本华所说的，
“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
“事实上，现时代中所兴起的无聊厌烦感，比起灾难疾病要给精神科医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必定会日益增加，因为自动化机器不断进步，使一般人增多了闲暇的时间，但可怜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要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来作些什么?我怀疑一个医师是否能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因此，我们不是问生命的一般意义为何，而是问在一个人存在的某一时刻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为何。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responsibleness)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
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
“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而非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换言之，
“自我实现
“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
“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eltanschauung)变成
“世界评价
“(eltentertung)，因而瞧不起世界。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这个终极的意义，必超越并凌驾于人类有限的智能之上！在意义治疗学中，我们就称之为
“超越的意义
“。人所要求的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是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
“意义
“比
“逻辑
“更加幽深。使得人生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除痛苦之外还有濒死；除疾病之外，还有死亡。但是我愿意强调，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在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然而，凡存在过的，会永恒地存在，因此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解救及被保存起来。如此说来，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因为每样事物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所以人必须不断地抉择，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何种抉择可成为一种不朽的生命痕迹?在任何时刻，人都要决定(不管是因而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什么样的事物，将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人通常只注意到
“短暂性
“所余下的残株败梗，却忽略了过往所带来的丰盈谷仓(于其间，他收藏了那曾属于他且永远属于他的言行、喜乐及痛苦)。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毁灭，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废除。存在过了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意图什么东西，反而会使愿望落空。快乐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副作用或附带产品，如果将它视为目标则会消灭或破坏了快乐。基于上述两顶事实，即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出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
“的技术(paradoxicalintention)。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集体性的神经官能症，同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疗法以应付之。现时代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
“存在的空虚
“。
“存在的空虚
“是一种个人性的
“虚无主义
“(nihilism)，而虚无主义可界说为
“生命没有意义
“。如果现时代的心理治疗学无法脱离虚无主义哲学的撞击与影响，那么充其量它只代表了集体性的症状，而没有治疗的效果。这种脱离不了虚无主义的心理治疗，通传给病人的并非真正
“人
“的图像，而只是一张漫画而已，虽然它不是故意这样做。当然，人是
“有限
“的，因此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但是人并非具有脱离情境的自由，而是面对各种情境时，他有采取立场的自由。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活着而已，他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我简直无法想像会有一个人是完全被制约住而没有丝毫的自由存留。因此无论是神经官能症甚或精神病患者，都会有残余的自由，不管所存留的自由有多少。事实上，即使是精神病，也不能触碰到一个人最深的人格核心。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
“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
“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
“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
“人
“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
“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
“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保留它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
那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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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 (第2/3页)
、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说到这儿，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形坚强。
“(asmichnichtmichstarker.)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尔之经历，无人能夺。
“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我告诉这些难友(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偶尔哀叹一、两声)，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获释俘虏的这一切反应，照心理学的说法，便是由于所谓的
“人格解体
“(depersonalization)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
“(viciouscircleformation)及
“反馈机质
“(feedbackmechanism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
“。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
“本能驱策力
“(instinctualdrives)而造成的
“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
“事实
“，而非一
“信条
“。谨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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