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加纳请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

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写出：“有待了解的痛苦，何其多也！”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便是让当事人了解

“生命对他仍有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着他去完成”。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

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

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

他了解自己

“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煎熬。（说白了就是找到人生使命，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

他们一旦获释，舅子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有。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

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

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

然而，我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从今以后，除了上苍，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

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伦理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尔之经历，无人可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

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有其意义。

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要他们决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

（这句话，很是意味深长。）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

一个人一旦突然接触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秉性叫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引种残酷暴行的影响。

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及

“反馈机制”，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意义治疗法焦点放在

“人存在的意义”以及

“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

因此我所提出的

“求意义的意志”（ailltomeaning）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以及阿德勒心理学派所强调的

“求权利的意志”（theilltopoer）大不相同。我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掘的。

任何排他性的精神动力学派之研究在原则上只是显示人的内在驱策力量为何。

“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

“推动”人，反而

“拉扯”人。如果我说人被他的价值观拉扯，那么已经暗示其中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了。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

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医师真正的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

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呢过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

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货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本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

（说白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实现意义与价值）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与

“还应该完成”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与

“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

我认为我们如果一味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

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决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

因为人类想要成为真正的

“人”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因此存在的空虚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历史之初，

“人”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她们的生命安全稳固。

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

（这就类似于人的原罪啊）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以迅速地削弱了。

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

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神金官能症之症状一旦侵入存在的空虚中，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增补以抑制疗法，那就永远不能成功地使病人克服他的病况。

要预防病人将来复发，我们必须充填其存在的空虚。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

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

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有点儿像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意义治疗者的角色在于放宽及开阔病人的视野，以使他能意识到整个的意义与价值体系。

意义治疗不需要硬加给病人任何判断，因为事实上，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须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的，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拼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

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

换言之，

“自我实现”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

这两种态度，都会是所谓的世界观变成

“世界评价”因而瞧不起世界。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是不是说意义永远存在？

不管怎样都是有意义的？），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

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苦难的意义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

这是，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美国普渡大学心理学教授edithisskopfjoelson在其有关意义治疗的文章上说：“心理卫生哲学日趋强调人应该快乐；而不快是适应困难的一种症状。这样的价值观应该对我们四周许多由不快乐所引起的不幸负责。”她希望意义治疗学能

“地址当前美国文化不健康的趋势。当前的趋势是以痛苦为耻而非为荣，因此使得一个人不但不快乐，还要因不快乐而羞耻。”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活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

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扔具有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

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我们四周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人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依赖一些偶发事件——可以脱逃或不能脱逃的偶发事件——那么人生终究不值得一活。

（作者思想，第一，人为意义而活，找出意义要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寻找；第二，苦难也是有意义的，意义是绝对的，苦难是人得以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第三，人即使被剥夺了一切，面对苦难时的态度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刹时，她突然大哭，流着泪继续说：“治愈我自己，我能够宁静平安地回顾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说我得生命充满意义，我已经努力去实现它，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我的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生命没有失败！”（面对苦难时，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也是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途径，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途径）意义治疗是一种技术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处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的技术。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

不过，这种方法必须利用人类所特有且附属于幽默感的自我超越能力。

任何时候只要一使用意义治疗的

“矛盾取向法”，这种能力便会展现出来。而同时，病人也能够使自己与他的神经官能症保持一段距离。

欧伯氏在他的著作《个人与其宗教》一书中说的很好：”如果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已经能嘲笑他自己，那么他就已经在作自我治疗了，有时还可能痊愈。

矛盾取向法对治疗强迫症、畏惧症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尤其是那些潜伏性预期的焦虑之病患。

再者它又是一种短期治疗法。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像这样的短期治疗只会保持暂时的效果。

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

像”预期的焦虑

“这类”反馈机制

“是重要的病理因素。畏惧症有其症状，此症状又加强病人的畏惧。类似的链状情况也可在强迫症患者身上看到。强迫症病人与萦绕他的思想奋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而用讽刺的方法嘲笑它们一番；于是就在应用这种矛盾取向法之时，其恶性循环作用被却断了。症状获得减轻最后终至萎缩。那些并非由于”存在的空虚

“而引发症状的幸运病例，不只可成功地减轻他们病态得畏惧，甚至到最后可完全痊愈。预期的焦虑要以矛盾取向法来克服；过分的意愿与过度的反应要以”减反应作用

“来克服。然而最后，这些方法都只是方法；除非我们引导病人再度发现其生命的意义及天赋使命，否则仍不能彻底协助他。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关心，无论是自怜或自我轻视，都将使情况更坏，而其治愈的生机却是”自我献身

“。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有改变的自由。任何预测的基础，皆是用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条件来表示。然而人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却在于它具有超越上述条件的能力。而且，人终究要以同样方式来超越他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人”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人在他自身内的多种可能性，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而非视情境所定。

“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 (第3/3页)

士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

险恶的环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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