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核心的151人团的王越是中华，革命党的全部人员是中华，乃至于接受革命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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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是一场伟大之革命；是一场永远不会终止之革命；是一场为所有人带来新的机会新的发展新的前程之革命；是整个中华涅槃之革命。”

他所描述的革命以更简单的范围给予更多与所统治的人所需要的正义，他承诺，他只是领导他们解放自己，并不是要求他们去解放全世界。

“吾等从未背叛中华先贤的理想，吾等不会否认吾等所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

在剥夺了旧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后，先贤也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先贤变成革命理想的“先贤”，曾经解释旧王朝统治正确性的理论再次被歪曲王越所需要的革命正义性的注脚。

“吾等从未否认吾等五千年中华人后裔的身份，吾等之血源自上古炎黄之苗裔。吾等既然具为炎黄子孙，那么吾等自要为天下之炎黄子孙讨一个万世安康太平之天下。而这天下也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吾等众炎黄华夏之人之新天下。”

第四十三章 祖传的小黑本是不能丢的 (第1/3页)

在达成给李自成的核心野战部队的换装的交易后，王越的小集团又对牛金星提出了新的合作方向，那就是大家一起成立一个贸易银行来平衡贸易。

因为涉及到大宗商品的流通，以及北方战乱贸易秩序混乱的原因，王越是很愿意以合资银行的模式来进行对外贸易，从而使得资本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营。

当然牛金星也没有拒绝，北方因为陕甘地区初成的人口-粮食-军火的三角贸易一直是王越，李自成以及山西商人推行的事情，商业主义很容易就让暂时无法消灭王越，无法消灭农民军的地方豪强与王越他们达成了妥协。

因为在大明的权力在完全失去对民间资本控制后，这些属于民间的资本就已经开始在野蛮生长中走向畸形。

不要过多期望资本对于技术的推动，因为资本的天性只是获利而已。如果资本无法对外扩张，就只能对内掠夺。而中国的民间，很难跳过资本原始积累与国家公权力矛盾的初期，在对外扩张的道路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就只能把财富以土地的形式不断集中起来。

最后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力。而且，这群穷疯了的家伙又没有多少像西欧殖民者那样去海外扩张掠夺的机会，最后只能引发动乱。

这明末时期大英帝国的海盗殖民者引领的资本扩张完全不同，从山西商人的身上，王越彻底否决了以自由资本的形式来让国家进入新阶段的道路。

况且，他手里一直都是有着开启新时代的钥匙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不仅仅只是一些简单技术和机械的堆积，而有一整套的组织思想价值观念。

在王越这里，资本被强权去要求为国家贡献一切。就像王越的政府强权要求对鸟不拉屎的河套以及河套北部地区开发，那么就必须有十万人口忠心耿耿的踏上北方荒漠地区一样。

跳过资本的获利限制，以一种逆自由经济学常理的方式，将大把大把的资源和人命挥霍在工业正确答案的建设上。

他要求更多的资源，他要求更多的人力，他要求更多的铁和更多的血。为此他之所以选择共有主义，并非出于理想，而是出于共有主义所能给予的现实。粉碎所有的旧阶级，创造服从的新阶级的需要。

《贱民法》将陕甘过去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打的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河套寻求新的开始，《兵役法》将足够的民众组织起来为国家提供血肉燃料，《均田令》获得最多数的农民战士的忠诚，以及人民内务委员会则让妄图投机的人考虑背叛的代价。

**被取缔后以劳动改造的形式塞进被服工厂，更多的私塾不得不转型为小学校后去教革命军所认同的东西，过去的田主们为了获取一个不被打压的新身份去了更加蛮荒的北方，而王越的革命党获得对全民思想的最终解释权。

所以相对于领地之外的世界，王越的领地是不正常的，王越统治下的最大多数人，在被统治下所能上升的渠道，除了生产就是打仗，或者更好的生产和更好的打仗。

旧的阶级被暴力绞碎，新的阶级在战火里形成。更多的需求，更多的发展，更多的贪婪。

这促生了对于某种简单易懂的正义的需求。

既然他们需要简单易懂的正义，那么就给他们一个简单易懂的正义！

于是王越他们的暴力战争被定义为“中华革命”。

不是苏维埃，不是共有主义，而是“中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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