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话：文字狱 3 (第3/3页)

者谁。”

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本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著名学者全祖望着有《皇雅篇》，叙述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乎遭到陷害，因为朝廷官员为他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都来不及了，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

显然像这类的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积山，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为例禁，后来才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但是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竟然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唯酷毒暴虐、戾于刑狱；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的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定了的，到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

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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