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话：文字狱 2 (第3/3页)

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当官归乡。雍正七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死在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干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了摧残，雍正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雍正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道响应者廖廖无几，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到如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的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的时候，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多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了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来置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容妖言禁止诬告，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查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承审的法官以故意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着《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到乾隆十八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他的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经有一百多年，并非是无知的愚民，胆敢逞其的狂诞，妄訾国家的制度，居心实在是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他革去生员，杖打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意入罪，判得很重了，可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判杖打，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大义，着实交托部落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经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经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反而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他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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